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诸多高僧大德的努力，到了唐代，产生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符合禅寺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清规”。
　　唐大历年间，禅宗六祖慧能的三世传人怀海禅师（720一814）到洪州新吴(今江西宜春)百丈山，改革教规，锐意立法，依大小乘经律，制定禅寺的组织规程及寺僧行、住、坐、卧等日常行事的规则，撰《清规》。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百丈清规》。
　　《百丈清规》历经战乱，逐渐散佚。但其主旨则保存在宋代杨亿(974一1020)所撰之《古清规序》中。元仁宗（1312一1320）在位江西百丈山住持东阳德輝奉敕重编《百丈清规》，他依据数种版本芟繁、删重、补缺，定为一书，称为《敕修百丈清规》。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百丈清规》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茶与禅门结合十分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在《百丈清规》中就有僧人植茶、采茶、制茶等内容。
　　《百丈清规》还将僧人饮茶纳入僧众的戒律之中，对佛门的茶事活动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有应酬茶、佛事茶、议事茶等。比如佛事茶，诸如圣节、佛降诞日、佛成道日、达摩祭日等均要烧香行礼供茶。
　　因此，《百丈清规》也成了佛门茶事文书，以法典的形式规范了佛门茶事茶礼及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总共八万多字的《百丈清规》，共载“茶”字325个，“茶汤”65处，“清茶”21处，“吃茶”15处。
　　《百丈清规》9章91节，其中有4章25节涉及到茶礼。茶礼贯穿到佛事活动和僧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晨钟暮鼓”是佛寺出家人修行生活的寺仪。茶礼中很多场合用到茶鼓。《百丈清规》记载的六种鼓名，茶鼓排名第二，仅次于法鼓。法堂东北角为法鼓，西北角者为茶鼓。这说明茶鼓不仅用于寺院僧人日常生活礼仪，也用于佛事活动礼仪。
　　《百丈清规》不仅记载茶鼓，在“旦望巡堂茶”一节中亦有茶事鸣钟的记载：
　　“住持上堂，云：下座巡堂吃茶。大众至僧堂前，依念诵图立，次第巡入堂内。大众巡遍立定，鸣堂前钟七下。住持入堂烧香，巡堂一匝归位。……鸣钟二下，行茶瓶出，复如前问讯，揖茶而退。鸣钟一下收盏。鸣钟三下，住持出堂。……众则粥罢，就座吃茶。”
　　以上记的“旦望巡堂茶”，旦即农历每月初一，望为每月十五，“巡堂”即在僧堂内按一定线路来回巡走。上述文中先后有四次“鸣钟”记载，分别是七下、二下、一下、三下，这说明寺院茶事，有时是鼓、钟并用。
　　很多善男信女初一、十五要到寺院拜佛，寺院在巡堂茶礼结束后，也会款待茶饮，这既是一种礼仪，也可视为答谢。这对茶饮的推广有积极作用。
　　寺院僧人吃茶，并非如世人闲来无事，消磨时光。而是只要法堂前的茶鼓敲响时，僧人们便都要到指定处去吃茶。也就是说，“寺院茶”已是在诵经修行之外的另一种特殊修行方式。
　　宋代文人程颐有一次游览金陵定林寺时，偶入禅堂，他看见僧人们“周旋步伐，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起一坐，并合清规。”他由衷地感叹道：“三代礼乐，尽在其中矣。”
　　程颐是儒学家，因为儒家有个关于礼乐的理想，恢复古礼（夏、商、周三代之礼），当年孔子都感到这个理想很难实现。程颐没想到，他在金陵寺院看到了这种肃穆、合乎礼乐精神的场景，发出了感慨。
　　饮茶，从僧人们日常生活之需到以茶供佛敬客，及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直至成为佛寺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寺饮茶仪轨，极大地推动了禅茶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