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凉古寺介绍
 一、恢复清凉寺的缘起         南京清凉寺,始建于南朝,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法眼宗的发源地。法眼宗为南唐高僧文益禅师所创,其禅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价值,影响远及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清凉山即因寺而得.. < 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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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门十规论》看法眼宗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2018年首届江苏佛教论坛论文

发布单位:理海  发布时间:2018/11/7 21:08:12  浏览量: ( 85 )

内容摘要:自禅法西来,一花开五叶,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展开世间修行,早在隋唐就从思想到规制均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南唐文益禅师的《宗门十规论》所蕴含的法眼智慧,主要在于时刻关注当下发展,深锐洞察,勇于纠偏的自我净化意识及能力,以及强调修行目标,匡正修学方法,重申修证精神的正本清源功效。法眼宗师的洞察与圆融,应时所需,也促进了禅门乃至整个佛教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关键词:禅宗规制 法眼文益 《宗门十规论》 现实意义

一、导言

中国佛教的特色在于禅(宗)。

隋唐时期,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禅宗的形成和发展,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特别是禅宗的兴盛,以至一枝独秀,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范。而禅门规制的创立和完善,正是禅宗走向鼎盛的重要保证。

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佛言:“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迦叶即为禅宗初祖。至二十八代达摩时,印度本土佛教日渐衰微,传人难觅。于是,达摩航海东来,为东土初祖。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分为六祖慧能的南宗禅及神秀的北宗禅。中唐以后,主张顿悟的南宗禅成为禅宗主流,进而由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传衍出五家七宗,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加上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和杨岐派,合称为七宗。其中法眼宗与曹洞、云门同出于南宗禅青原行思一系。五家七宗各阐妙旨,宗趣相异,正应了达摩祖师“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偈语。

如果说六祖慧能传无相戒,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展开世间修行,如来禅逐渐演变为祖师禅,是完成了佛教在思想层面的中国化;那么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就是禅宗在制度层面最后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隋唐时期,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巅峰时期,学人普遍素质较高,其中不乏堪为法器的上根利智者,故而宗门大德辈出,禅师们喝月拏云,竖拂拈槌,万籁齐鸣、虎虎生威的禅门步入鼎盛。

然而随着禅宗的蓬勃发展,禅宗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与门派之争,这种狭隘的思想倾向,不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佛教的根本精神。作为中国禅宗最后创立的宗派,法眼宗初祖清凉文益禅师针对当时禅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对整个佛教信仰的思想倾向和弊端进行了整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现出卓越的精神风貌。

此后,法眼二祖天台德韶禅师、三祖(净宗六祖)永明延寿禅师,当机应世,一脉相承,对后世的佛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法眼宗综采百家、犀利纠偏、规范引领的优长仍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发挥着洞察弊端、推进融合的作用,故考察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法眼宗的贡献不可忽视。

二、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禅门规制

达摩西来,一苇渡江,面壁十年,和盘托出的,是直指心性的禅。而传入中土的印度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冲突、调和、融洽的过程,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就禅宗而言,从慧瓒主张安居山林,道信建立以农入禅、农禅并重的模式,直到六祖慧能主张顿悟,强调以定慧为本,性净自悟,自性自度,才真正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与思想层面的变革相呼应,佛教中国化进程也表现在禅门规制的演变上。东晋时期,被鸠摩罗什大师尊为“东方圣人”的道安大师,不仅创建僧团,统一“释”姓,而且参照已有戒律,制定了《僧尼轨范》,为中国佛教早期的弘传作了一个总结,明确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

唐代,马祖道一禅师开创“丛林”,使佛教僧人开始了系统化的、有序的僧团生活,丛林这一有着社会形态的大型生产、生活、修行的群体组织,对当时社会影响深刻。

百丈怀海禅师大胆进行教规改革,设立《禅门规式》,俗称“百丈清规”,为禅宗进一步的发展扫除障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隋唐之后,各家禅风活泼多样,禅师们应机接物、开堂说法,机锋千姿百态,思想更趋自由洒脱,而五家中形成最晚的法眼宗博取众家之长,熔铸经典义理,应时之需,理事圆融,思辨精神卓尔不群,在禅宗的发展历史上独具特色。

也正因为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高妙,那些行脚参学,为一觐本来面目而奔走江湖的禅和子们很容易忽略教理的学习,久而久之,禅门道风出现了明显的浮夸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创新能力有所下降,原本用来表达禅悟的偈颂停留在模仿和文字;教育能力有所下降,当根对机、生气勃勃的禅门教学渐渐流于形式,只剩门庭标识。

法眼初祖清凉文益所著的《宗门十规论》恰当其时。

为纠正当时禅修者的偏差和弊端,顺应学人参禅悟道的需求,文益禅师“诠诸妄之言,救一时之弊”,著《宗门十规论》,虽然在当时流布不甚广泛,但其立足之高,体悟之深,针砭之切,历久弥新。

秉承文益禅师直击当下,警戒时弊,戒饬偏差的敏锐深察,为纠正僧团中存在的轻视经教,参禅流于空疏的倾向,法眼三祖永明延寿禅师又撰写了《宗镜录》,强调宗归一心,“禅教合一”,以此检视汉传佛教的教理结构和修证方法。《宗镜录》流传到高丽后,高丽王仰慕不已,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派遣三十六位僧人前来学习禅法,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

就在这样的承续发扬之下,法眼宗无形中担负起了“禅门僧值”的责任,其精神影响历代相传,意义深远。

三、《宗门十规论》对禅宗发展的修正意义

禅宗发展至五代时,禅修者的党派、门户之见日趋严重,十分不利于人们对究竟佛法的把握和禅宗本身的传承与弘扬。因此,大法眼清凉文益禅师致力匡复正法,痛下针砭,撰写了《宗门十规论》,当机应事,以矫时弊,并以此对唐末五代禅风作了整理和总结,高瞻远瞩,阐述精妙。

《宗门十规论》又称“法眼禅师宗门十规论”“净慧法眼禅师宗门十规论”,略称“十规论”。文益禅师在此文中本着“理在顿明,事须渐证。门庭建化固有多方,接物利生其归一揆”的高超见地,揭举禅家十项流弊,以纠时偏,殷殷提醒宗门各家避免陷入“驱正见于邪途,汨异端于大义,误斯后进,枉入轮回”的险境。内容梳理如下:

(一)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

法眼宗师直截了当,直指要害,点明宗门发展的关键在于具眼禅师的当机接引。禅风大盛之下,禅人慢易之心滋生,奔走江湖的参求趋于懈怠,依赖于丛林的安顿,难以抵御邪见恶习的染污,有些禅师妄以善知识自居,而且把世间的虚名看得很重,使得后辈学人如盲似聋,且败坏风教,凋敝禅门,谤坏大乘,后果不堪设想。

(二)党护门风,不通议论

各宗大德开宗立派时,都是灯灯互摄、各随其缘的。而徒子徒孙们袒护宗门及宗师的争斗日益激烈,竟至于各护其党,矛盾相攻,不辨缁白,丧失了健康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文益禅师在此呼唤良好的参学氛围,倡导禅宗大道无方,法流同味的究竟认识。

(三)举令提纲,不知血脉

法眼宗师一贯主张经教并重、藉教悟宗。当时禅门有些人不懂当机接引、提挈纲维,对自然现成的般若和宗门传承的精髓茫然无知,只剩似是而非的智慧,在文益禅师看来,简直是玷渎古人,埋没宗旨。

(四)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

针对当时宗师不辨邪正,不观时节,法眼禅师认为,接引学人首要的是辨别邪与正,邪正辨别清楚后,更要明白把握因缘时节,还必须于言下昭彰宗眼妙义,禅机应答,启发后学,令彼此不相辜负。

(五)理事相违,不分触净

当时学人无知,以为经教只是说理,与事无关;禅宗不立文字,只是行事,无需论理,故常有重禅轻教,或执理废事的偏差。而“理事相资,还同目足”,“理事不二,贵在圆融”,正是法眼宗的旨趣。

(六)不经淘汰,臆断古今言句

为防范后学者误入歧途,文益禅师指出参悟禅法必须有师承,强调参禅者也要重视亲近善知识。没有师徒间的切磋,不经善友中的锻炼,就会“臆断古今”,错解“古今言句”。

(七)记持露布,临时不解妙用

针对当时学人耽于文字、执着前人言语的情况,文益禅师重申了禅法参悟与通达教典的辩证关系,提醒禅者务必避免走上歧路甚或将此作为宗门风尚。

(八)不通教典,乱有引证

针对当时宗门普遍存在的不明佛意、不识义理,专守门风妄加引证的现象,文益禅师痛下针砭,强调参悟禅法必须以通达教典为基础,唯有通达教典才能“明佛意”、“契祖心”,否则即使解得百千三昧,也尽是数他珍宝。

(九)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

中国文化中有“诗言志”的传统,宗门作歌颂则是借以表达禅悟境界及传播教理而已,法眼禅师也有大量的歌颂流传后世。针对当时的宗门以歌诵为等闲,任情直吐,多类野歌的现象,文益禅师尖锐指出不能为歌颂而歌颂,更批评了那些平庸滥俗、夹杂粗陋戏谑的作品

(十)护己之短,好争胜负

对于那些护己短、毁人长,破佛禁戒,弃僧威仪,口谈解脱因,心弄鬼神事的败坏佛法、毫无惭愧之人事,以及大肆宣扬,虚张声势,夸耀自己善说法义争强好胜者,文益禅师痛加斥责,以防范宗门之不幸,维护佛法之发展。

时至今日,回顾佛教中国化进程,深入品味《宗门十规论》,可以更深刻地体会法眼宗被誉为“禅门僧值”的时代意义,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佛教自我净化功能的价值。

四、《宗门十规论》的现实意义

时代在变,法眼宗师犀利自省的态度及其强调修行目标,匡正修学方法,重申修证精神的主要思想,对于当今佛教界乃至当代社会文化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仍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

从《宗门十规论》来看,法眼宗对禅宗发展方向的匡正乃至佛教的中国化发展,主要贡献在于:

(一)强调修行的目标

《宗门十规论》针对当时“丛林虽入,懒慕参求。纵成留心,不择宗匠”,“但知急务住持,滥称知识,且贵虚名”的禅门现实,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列作十弊之首,振聋发聩地疾呼:“心地法门者,参学之根本也。心地者何耶?如来大觉性也。”同时,针对学人“触净不分,譊讹不辨”的困顿,提出了“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资,还同目足”,“欲其不二,贵在圆融”的主张。

其实,禅宗一花五叶无不以明心见性为修学目标,而菩提道的方向本来也就是一念圆觉。《金刚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检视当今佛教界学术化、尘世化,甚至商业化、庸俗化现象,文益禅师的“不着他求,尽由心造”何其轻盈,何其亲切!

即使禅门寂寂,不废万善同归,正如僧璨大师在《信心铭》中所言:“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宗门十规论》留给后学的教诫如此直截了当,如此万缘齐收,尽显“至道无难”的禅者风范。

(二)匡正修学的方法

觉路迢远,即使顿悟,迥脱尘劳,也莫不由手把绳头、踏破铁鞋的艰苦修学而来。但历史上参禅问道者“不原真际”“缁白不辨”的固陋和“不假熏修,得少为足”的浅薄从来如影随形。鉴于此,菩提达摩在《二入四行论》中指出参悟禅法必须“藉教悟宗”,法眼一脉更是将经论的重要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广泛汲取教乘菁华,熔铸圆融不二、理事相即的宗眼。

《宗门十规论》毫不含糊地指出:“修多秘藏,尽是指踪;圆顿上乘,悉同标目”,“未经教论,难破识情”。明确“参学之人,既入丛林,须择善知识,次亲朋友。知识要其指路,朋友贵其切磋”,“凡欲举扬宗乘,援引教法,须是先明佛意,次契祖心,然后可举而行,较量疏密”。大法眼禅师曾作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正是对经教的殷殷珍重。

对于如何师法“烂漫而有文,精纯而靡杂”的经典,文益禅师还进一步批评了“不知血脉”“不经淘汰”,“承言滞句,便当宗风;鼓吻摇唇,以为妙解”的病态。

与此同时,针对“党护门风、不通议论”“护己之短、好争胜负”的门庭之争,文益禅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道无方,法流同味”,“祖师西来,非为有法可传,以至于此。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有门风可尚者哉!”

而今,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检索、占有经论资料已很是方便,沟通交流也日益增多,但人们深入经藏的态度却不甚严谨。在这一点上,法眼文益是认真的,甚至是苛刻的,即使是禅门歌颂,也要求“如谷应韵,似关合符;虽差别于规仪,且无碍于融会。”

让人们仰望真正禅者的沉静、肃穆与高远。

(三)重申修证的精神

如果说修行的目标和修学的方法是成就菩提道的根本,那么,修证的精神更是佛门行者的本质特征。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痛斥禅门“宗师失据,学者无稽。诳谑群小,欺昧圣贤”的乱相:“当像季之时,魔强法弱,假如来之法服,盗国王之恩威。口谈解脱之因,心弄鬼神之事。既无愧耻,宁避罪愆?”并对禅法师承、宗门接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凡为宗师,先辨邪正。邪正既辨,更要时节分明,又须语带宗眼,机锋酬对,各不相辜。”

佛法参学,自古以来就是明理者多,实证者少,更何况“理在顿明,事须渐证”。时至末法,歧路万千,传灯不易,无论在家出家,也无论身份高下,若无修证,纵有千经万论也是“数他珍宝”,如果“丛林虽入,懒慕参求”,“未了根尘,辄有邪解,入他魔界,全丧正因”,“以讦露为慈悲,以佚滥为德行”……那更是“聋瞽后人”、“凋弊风教”的谤法罪愆!

总之,作为法眼宗师,文益禅师以《宗门十规论》“于无言中,强显其言;向无法中,强存其法”,究其目的,无非一片婆心,珍惜众生得遇般若之缘,力助行者拣择师资之道。从这一点来说,三乘圣贤、历代祖师莫不如是。“澍法雨则大小无偏,振法雷则远近咸应”,只不过因缘各异,故一切现成而又机趣缤纷、妙用纵横、不求他合。

正是由于这些祖师大德的对治纠偏、辛勤维护,禅宗的中国化发展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健康的环境和充沛的活力,而禅宗的兴盛与发展正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

五、结语

法眼宗不仅兼收各宗之长,以教乘菁英熔铸法眼,具有深刻洞悉的力量,其“理事不二,贵在圆融”的思想理念,更是超越地域和时代,也超越文字与宗派,引导人们正确领会自性的具足与佛法的圆融,更好地接受经典的熏染和善知识的指导,及时修正错误与偏差。法眼宗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是丰富而极具特色的,可以说行天下而不朽,历岁月而常新。

《宗门十规论》所折射出的法眼智慧对禅宗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最深远的影响就在于时刻关注当下发展,深锐洞察,勇于纠偏的自我净化意识及能力;以及强调修行目标,匡正修学方法,重申修证精神的正本清源功效。

毫无疑问,法眼之洞察与圆融,正是应时所需,也促进了禅门规制中国化的继续和深入。由此,可以说法眼宗虽然在宋中叶后渐趋式微,但其宗风特色对中国佛教的全面渗透和影响是意义深远的,也是难以磨灭、鲜活永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眼宗的理事圆融和自信担当,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规范和引领意义犹存,宏开法眼,烛照未来,正是深度践行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措施,也是法眼传人和所有传灯者的历史担当。

参考书目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

正果法师《禅宗大意》

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楼宇烈《禅宗到底有什么意义

杨曾文 黄夏年主编《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敕修百丈清规》

赖永海《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董群《慧能与中国文化》

杨维中《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洪修平 孙亦平《如来禅与中国佛教文化》

吴言生《论法眼宗对佛教经典的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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