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诗化南京
        南京是特别富有诗意的古都，究其缘由，佛教的影响不可估量。
        公元三世纪，东吴大帝孙权定鼎建业之际，学者支谦至秣陵译经讲学，是为南京佛教之先声；天竺沙门康僧会则以感应舍利摄受国主，建造建初寺与阿育王塔，成为“江南寺塔之始”，开启了南京佛教文化昌盛的历史。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北朝是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发展的时期，江南地区深受教化，尤其在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时期，佛教逐渐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国教”。
        大众一般比较熟悉四次舍身同泰寺（其址后为鸡鸣寺）的梁武帝对佛教的大力护持和提倡，汉传佛教不食酒肉就开始于梁武帝时期。其实赵朴初先生曾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华严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盘师依据的《大涅盘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
        南京，不仅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而且始终是南方佛教的中心。
        东晋,西域名僧帛尸梨密多罗在建康译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最早把密宗传到南京,也是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
        刘宋时，中国比丘尼在南京如律受戒；
        梁武帝建开善精舍（今灵谷寺），为钟山第一禅林；
        唐代，栖霞寺名列天下“四大丛林”；
        北宋，佛祖顶骨舍利初次奉安于金陵长干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顶骨也辗转至宁（现供奉于灵谷寺）；
        南宋，傅大士曾经建轮藏并广为弘法的江宁方山建定林寺塔；
        元代，文宗图帖木尔将金陵的潜邸改作大龙翔集庆寺（后改天界寺）；
        明代，如馨律师在古林寺传戒，中兴律宗，古林被称为中国佛教第一戒坛；被明成祖赐名为“第一塔”的大报恩寺琉璃塔被西方人认为是堪与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媲美的建筑。
        清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至今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都设于毗卢寺……
        中国佛教的特色在于禅，佛教各宗派中,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当然也是禅宗。
        南朝梁时，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曾驻锡定山寺、长芦寺，定山寺因此被誉为“达摩第一道场”；
        唐贞观年间,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在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牛头禅法，为南宗先声；
        南唐时,文益禅师被中主李璟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大开法筵，谥为“大法眼禅师”,塔号“无相”，其法系被称为“法眼宗”。法眼宗为禅宗五家最后创立的宗派，故博取众家之长，应时之需，经文益、德韶、延寿三世，嫡嫡相传，至宋初高丽王仰慕延寿学德，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遣僧人三十六人来受道法，后回高丽，教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
        或许是因为禅与诗都以妙悟为要，南北朝之后，诗人与禅师的交游渐渐成为风尚，佛教界出现了一批以诗参禅的诗僧，诗坛上也出现了大量以禅入诗、以禅喻诗的禅诗，所谓“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赠嵩山侍者学诗》）
        于是，古都南京更成为诗意江南的文化结点。
        南北朝时，谢灵运的山水诗被看作从玄言诗向禅诗过渡的中间环节，他常去乌衣寺，向高僧慧叡请教梵文，探讨音韵之学，直接用于诗歌创作；
        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义学沙门”与“竟陵八友”为代表的贵族文人交往，由佛经转读直接启发了诗歌声律论；
        在南唐大法眼禅师清凉文益笔下，牡丹、莲花、松柏皆可示道：“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咏牡丹）、“长在僧家里，何劳问高格”（庭柏盆莲）；而“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的禅趣更是引人入胜；
        从南朝江总“绝俗俗无侣，修心心自斋”（《静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到明王世贞“色相故以空，羡心何缘起”（《将至祖堂过岭返望牛首》）；
        从明焦竑“欲问西来意，疏钟度薜萝”（《达摩洞》），到清王士祯“逍遥能解否，试问道林看”（《瓦官寺》）；
        清帝乾隆六下江南，御笔点染中，也有“参到清凉意亦忘”的感喟……
        禅不异诗，诗不异禅，禅即是诗，诗即是禅。禅诗“不落言诠”的思维方式和禅师“任运无住”的洒脱行止就这样印在了南京文化的天光云影里。
        李白、白居易、杜牧、温庭筠、苏轼、王安石、袁枚，文益、髡残、练塘、太虚、寄禅、寄龛……在南京这块禅风法雨四时流布的土地上，历朝历代都有僧家以诗示禅，也从不乏文人以禅喻诗。
        同在石城林下，孤山林逋偶得“绝境长难得，浮生不拟归”（《翠微亭》）的叹息；苏东坡却有“问禅不契前三语，施佛空留丈六身”（《赠清凉寺和长老》）的深省；随园主人写出了“一榻和云眠，落叶满秋树”（《秋夜同性空上人至清凉寺方丈止宿》）的闲适；八指头陀则抒发了“云气迷钟阜，秋潮撼石城”（《暮登扫叶楼》）的静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至民国时期，禅与诗的遗风余韵仍流布金陵。
        1929年（己巳年）秋冬之际，由学者潘宗鼎和清凉山扫叶楼住持，擅长作诗画兰的寄龛和尚共同编印的《扫叶楼集》出版。清凉山、半亩园和扫叶楼自古便是南京的文脉之地，《扫叶楼集》发动了当时南京文化界的名流，各疏资材，共襄盛举。付印之时，潘宗鼎还特别邀请了一批南京文人宴集扫叶楼，览山川秀丽，作觞咏酬唱，有《扫叶楼秋宴图》、《扫叶楼秋宴诗集》流传，也成佳话。
        同一时期颇具影响的诗人雅集还有：
        1933年农历三月的“上巳日莫愁湖禊集”；农历九月九重阳日的八十七人登高赋诗，留下了《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
        1934年农历三月三日的八十七人玄武湖修禊，九月九日的一百零三人鸡鸣寺豁蒙楼登高赋诗，随后编辑成《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民国高僧太虚大师随缘赴会并留诗一首，寄龛和尚也有诗作列于其中。
        甲戌之会邀请了当时全国最负盛名的文人雅士，几乎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史的优雅绝唱。
        ……
        古人云：诗言志。有崇高信仰和美好愿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诗意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禅与诗的国度，南京是禅与诗的都城。
        如今，随着佛顶骨舍利的盛世重光，南京作为南方佛教的中心更是当之无愧，而南京人关于“书香金陵”“诗化南京”的愿景，进一步表达了南京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佛教的弘扬必将成为其引导，共同为社会带来祥和与发展。